導讀 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如果可以延續到后面20年，保留住這個經濟的韌性才是至關重要的。如何才能做到有這樣的韌性？需要政府和市場形成良性的互動，超越把政府和市場完全對立的思維方式。

大家對于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奇跡在未來是否能延續，顯然有不同的看法。林毅在經濟收斂的框架里面用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相對收入水平來推測了中國未來的潛在增長率，并且認為這個增長率還是相當的高。我相信在這一問題上大家會有不同的看法。

事實上，沒有人可以準確地預測未來的經濟增長率會是多少。但我仍然相信，東亞經濟在過去50年特別是前30年所經歷的制度轉型與結構變化的階段是我們研判中國經濟未來發展前景的理想參照。我始終也認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

在中國經濟的增長還能持續多久的問題上，悲觀者居多。持這種看法學者來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中國經濟出現問題一面，特別是過去五六年來出現的增長降速現象，伴隨經濟降速，還有債務、產能過剩、房地產投資過多及某些地方出現“鬼城”等等問題。這些問題都存在，但不可否認，這些問題也都不是第一次存在。

回顧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發展，特別是過去20年，也多次出現了類似的問題，只是有些問題出現方式有所不同而已。不僅中國如此，如果回顧一下東亞發展經歷，特別是在其早期30年的經濟轉型與發展中，這些問題也屢見不鮮，比如在臺灣和韓國，甚至在日本超常增長階段，這些也是非常典型的增長現象。

觀察中國和東亞經濟的發展現象時，比較有意思的問題應該是，為什么這些經濟可以持續發展這么久的時間？中國在改革開放后走過了35年，實現了9.7%的年均增長率。韓國和中國臺灣，從低收入的階段成功地跨入高收入的階段，也走了40年。

為什么其他的經濟體，即使從最低的收入階段起，多數也許只經歷了10年甚至更短的經濟增長，然后基本就停滯不前了。為什么我們能保持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為什么亞洲四小龍，特別是中國臺灣和韓國，能完成從低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的跨越？如果這樣來觀察和思考問題的話，我們一定會猜測，或許這些成功的經濟體里面一定有一些能越過這些問題而持續增長和發展的動力存在。

經濟發展，特別是從低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的經濟發展，其實是充滿挑戰和風險的曲折過程，這個過程中會經歷反反復復的經濟起降，會經歷外部沖擊和震蕩，所以一個經濟體要成功地實現從低收入向高收入階段的發展，一定是要能成功地應對和處理這些挑戰，化解這些風險，也要去不斷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種種結構性問題。能做到這一切的經濟體數量不多，東亞經濟和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經歷都應算是成功的案例。

就這一點而言，我們也許應該把中國和東亞經濟體視為有“韌性”的經濟——而且我認為，“韌性”這個概念很可能是幫助我們理解中國在過去30年以及東亞(特別是韓國和臺灣)在經濟發展的頭40年里成功發展的最重要原因。

在討論有些經濟體為什么會有韌性之前，首先我要簡單描述一下，一個有韌性的經濟是如何實現經濟發展的——這其實就是東亞經濟和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發展經驗。還回到前面我提到的那些經濟超常增長的問題吧。由于經濟快速增長，過度投資、產能過剩和債務的問題總是反復出現。

當大多數經濟的增長受制于這些問題而不能增長的時候，東亞和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經驗顯示，它們的增長戰略和政策往往會做出很大的調整并且會推進制度改革，目的未必是直接去化解這些問題，而是希望通過這些政策的調整和制度的改革來誘導出更新的和更有效率的經濟活動，一旦這些經濟活動得到鼓勵，新的增長現象就會發生，從而使得原來的債務可以變成資產，原來的產能過剩部分地得到了利用。

假如沒能夠鼓勵出更新和更有效率的經濟活動，產出增長還主要依賴那些背負債務和產能過剩行業的話，我想這個經濟是不可能持續發展這么長時間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當我們看到這些經濟體相對其他的經濟體，比如拉美和南亞，能持續這么長時間的經濟發展過程，一定是因為它們總能靈活地實現政策和體制的調整，總能鼓勵和支持更新的和更有效率的經濟活動出現，這就是經濟的韌性。

對于有了韌性的經濟體，你會發現它們的經濟發展過程實際上就是熊彼特講的“創造性毀壞”(creative destruction)動態升級過程：用更新、更有效率的新經濟活動去沖銷那些舊的和失去效率的生產和投資活動，是讓經濟發展不至于“斷流”的重要策略。

當然，不是所有的經濟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會形成這樣一個創造性破壞的機制。但是我個人覺得，東亞經濟體做到了，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總體上也是做到了的。

回顧一下我們過去30多年的經濟發展，在每次遇到波折的時候，在每次走到十字路口的時候，盡管也要對債務進行重組，對國有企業進行結構性的改革，對產能過剩作一些壓縮，但政策改變的重點如果不是放在大力鼓勵和創造更新、更有效率的經濟活動的成長，去取代或者沖銷那些沒有效率的或浪費的經濟活動的話，這個經濟是不可能持續發展到今天的。

我想這個改革經驗就是所謂的“增量改革”，而增量式改革的結果必然是更多的和更有效率的經濟活動不是從現存的部門里產生，而是在這些部門之外通過改革體制和調整政策被鼓勵和創造出來的。

進入90年代以后，外部條件發生了改變，我們發現中國經濟又面臨很大的挑戰，除了國有企業的持續虧損，還遇到了90年代初的房地產泡沫，形成了大量的爛尾樓和銀行的不良資產等。我們在處理這些問題上并沒有什么高明的手段，只是因為我們在政策和體制上做出了艱難的改變，去鼓勵和創造了更新和更有效率的經濟活動，沖銷和補償掉了原來的沒有效率的那一部分經濟。

我前面所說的經濟的韌性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有韌性的經濟就是政策和體制，總能在關鍵的時候做出適應性的改變，去激勵一輪一輪更新和更有效率的經濟活動，在價值上來沖銷上一輪增長擴張可能留下的代價。我在2012年的“世紀中國論壇”上演講的時候說，中國迄今為止經濟發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總能在恰當的時候成功地推進制度改革。

2008年前后，由于經濟超常增長，出現了很多過度投資的領域，說它們是浪費，說一些產能是過剩的，這都沒有錯，是對的，這些是上一輪增長擴張的結果。它們的確會變成經濟發展的累贅，政府也要對它進行處理。但如果指望處理好這些累贅之后才能實現未來新一輪的經濟增長的話，基本上沒有太大希望。

所以，既然是產能過剩，既然是浪費，我想我們最好要把它毀壞掉。但這個毀壞，是要在價值上用更新和更有效率的經濟活動來沖銷的。如果是這樣，我想經濟的發展就可以延續下去。

我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如果可以延續到后面20年，保留住這個經濟的韌性才是至關重要的。有了這個韌性，新興的經濟活動在每一次中國經濟遇到挑戰的時候大概都可以通過政策和體制的適應性改革來激發出來。一個有韌性的經濟發展就是熊彼特意義上的一個用創造去毀壞的動態過程。

那么，一個經濟如何才能做到有這樣的韌性？我個人的看法是，一個經濟要變得有韌性，需要政府和市場形成良性的互動。這一點往往在我們討論成功的經濟發展案例時總被忽視掉。

相反，在經濟學家討論東亞經濟成功的經驗的時候，就像我們今天討論中國經濟成功的經驗一樣，往往把政府和市場看成是完全對立的，而不認為這兩者之間要有一個良性的互動關系。超越把政府和市場完全對立的思維方式，如果我們把政府和市場看成是一個可以良性互動的關系，我們就可以找到東亞經濟在發展的前40年和中國經濟過去30年里值得總結的發展方面的寶貴經驗。我認為這也應該是我們看待中國未來轉型和發展的基本概念框架。

關于政府與市場的良性互動，在解釋東亞經濟成功因素的文獻里并不多見，但前不久過世的耶魯大學的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教授于1995年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為“Another Look at the East Asian Miracle”(對東亞奇跡的再審視)。

在這篇論文里，他說，我們不應該過分地強調在東亞的經濟發展里面到底是市場重要還是政府的產業政策重要，這個是非常狹隘的看法。他說，如果東亞發展成功有什么秘訣的話，這個秘訣就是決策者在用持續不斷的政策改革和一個有彈性的體制來應對不同發展階段所產生的不同要求。

他接著說，“由于這個有彈性的體制，東亞經濟體在每個發展階段上都能回到正確的發展軌道，防止了斷流。每10年有每10年的挑戰，而對于每個10年，政府的政策都能去順應而非阻礙私人部門所要求的變化。”

這顯然是一個超越了市場和政府對立的“兩分法”的思想了。這樣的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些東亞經濟體在這么長的時間里的發展，必須不斷面對外部的挑戰和沖擊，必須不斷面對內部的增長戰略的轉換。如果沒有政策上面的巨大調整的彈性，沒有體制的適應性改革去滿足更有效率的經濟活動的需求，一段時期的超常增長或投資擴張遺留下來的那些累贅就會越積越多，拖垮經濟的發展，讓經濟增長失去動力和活力。

過去30多年，中國總體上保持了政府和市場之間相對良性的互動關系，這種關系維持了中國這個經濟體到目前為止的韌性。這種互動性的關系可以體現在很多方面，經濟學家可以對之做很好的研究。比如說，中國的財政體制在改革開放之后中央力求向地方分權，高度的財政分權形成高度的地方化和地區之間的競爭，市場化的趨勢得以形成。我覺得這是互動關系非常重要的體現。

談到產業政策的問題，我一直覺得中國的產業政策在國家層面上體現得很弱，產業政策基本是在地方政府層面上體現出來的。這是中國有競爭力的產業的發展往往是以產業集聚的方式在地方形成與擴張的原因。

中國的產業發展不是以中央部委主導的產業集中的方式而推進，這一點使市場的導向和力量得以在產業發展中保留了下來。還要提及的一個互動的方面是，地方政府始終保留了公共性的資本支出責任，沒有這樣的責任，中國的基礎設施不可能有這么大的改進。基礎設施的改進實際上為私人的投資行為創造了非常好的條件，穩定了私人投資的回報。

當然，也不可忘記，地方政府始終希望幫助地方企業去連接全球生產鏈也是政府與市場良性互動的重要表現，像浙江、廣東就做得非常出色，它們把地方企業成功地連接到了全球生產鏈中去了，這也是今天中國經濟最有活力的部分。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都比較支持局部制度的創新，從當年的鄉鎮企業、財政包干，到上世紀90年代的私營企業的崛起，包括國有企業的民營化，再到現在的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的改革，都是靠地方的局部改革試驗來形成主流和共識的。這樣就可以不斷克服經濟面臨的新約束。中國經濟走到一定階段，就要面臨新的約束。

沒有任何一次的改革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需要不斷地克服各種各樣的約束。這需要政府與市場的良性互動而不是對立割裂才有可能。

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遭遇的全球危機的影響以及前幾年因刺激政策引發投資過度產生的債務和產能危機，再次讓中國經濟走到了十字路口。在過去兩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出現了顯著的下降趨勢。面對這個局面，推進政策的變革和體制的改革，鼓勵更多更新的更有效率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部門的發展，很快就成為了共識，這該是我們的經濟依然保持著韌性的證明。

只要我們能夠像過去那樣保持政府和市場間的互動，能夠繼續保持經濟發展的韌性，新興的更有效率的經濟互動就會不斷地出現。中國的人均GDP水平、人均資本存量水平還非常低，只有發達經濟體的10%-20%。

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擔心我們有沒有需求以及需求無法創造出來是沒有太大必要的，因為在人均GDP還比較低時，消費結構會有很大的變化和升級的空間，經濟結構變化和產業升級的趨勢也會不斷創造投資機會。城市化過程本身就代表了更新、更有效率的經濟活動產生的巨大機會。

中國經濟今天這個局面的確有令人悲觀的一面，比如杠桿率和信貸密度過高，部分產能過剩以及國有部門的壟斷問題，但是像過去一樣，這個局面也往往會促使政策和體制做出適應性的改變以求得新的和更有效率的經濟活力的釋放，實現創造性毀壞的新的增長，從而繼續保持了經濟發展的主流。這一次看上去也沒有例外，值得期待。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也可以說，我們每次面臨的沖擊和危機都不會被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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